在山东省莱阳市的胶东第一县委革命历史文化展览馆，一根刻满了密密麻麻小字的竹竿格外引人注意。竹竿顶端，刻着出发地点：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障区，后面一串是支前的路线：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濉溪口……
这根3尺多长竹竿的主人是莱阳农民共产党员唐和恩。淮海战役时，从家乡启程支前，唐和恩随身携带了这根竹竿。竹竿上的小字就是他在支前过程中，利用休息间隙用小刀刻上去的地名。这些地名记录了一个朴实的农民共产党员跋山涉水，随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3省，行程2500余公里的支前之路。“一根竹竿行万程，省县村镇刻分明。胜利回家留纪念，传给后代好革命。”唐和恩刻在竹竿上的这首小诗表达了他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支前路上异常艰苦，唐和恩带领的支前小车运输队自己吃的是高粱米、萝卜干，车上的白面、小米一点不动，留给前线战士。在牌庄地区，一条20多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当时正值隆冬，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漂浮着薄冰块，唐和恩脱下棉衣，抬着粮车首先下河，冰冷的河水像针扎一样。他刚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离开了危险地带，才穿上衣服。唐和恩说：“停下来的时候，我才看见大家都冻得浑身青紫，可是没有一个人发怨言，反而情绪特别高涨，同志们都兴奋地说：‘敌人的飞机也挡不住我们运粮队！’”
唐和恩，是淮海战役中涌现出的千千万万支前英雄的一个代表。淮海战役集中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在通向前线的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几百万民工大军推着小车向前方运送物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战争奇观。从后方到前方，从乡村到城镇，“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都为支前做贡献。据统计，除在后方动员的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的人力外，共出动支前民工达543万人，为参战部队的9倍。共动用担架20.6万副、大小车88万余辆、挑子35.5万副、牲畜76.7万头、汽车257辆、船8500余只，前送弹药7300余吨、粮食近44万吨，后运伤病员11万余人，并组织民兵团130余个，担负警卫物资、看押俘虏和打扫战场等任务。
淮海战役中，广大群众用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办法，将大量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这是山东解放区的民工支前小车队。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规模空前的三大战役中，从后方生产、筹集物资，到支前运输、抢救伤员，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支援是全方位的。广大群众主动把自己的粮食、猪、鸡、羊、鸡蛋、蔬菜等捐献出来，大批民工一直跟着作战部队，靠肩挑车推运送弹药、粮草，在前线挖战壕、搭云梯、抢救伤员，他们英勇顽强，轻伤不下火线。据不完全统计，辽沈战役中，共动员民工183万人，担架13.7万副，大车12.9万辆，运输粮食5.5万吨。平津战役中，共动员支前民工160万人，出动担架2万余副、小车2万辆、大车38万辆、牲畜100万头，运输粮食15万吨、副食品5万吨、柴草27万吨。刘伯承曾说：“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没有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他指出，“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这就是二野在大别山战争胜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三大战役的胜利，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最后的一口粮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一个儿子啊，送到了部队上。”这首当年的歌谣，连同这如林的担架、如流的推车，一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以自己的初心使命赢得亿万人民的自觉选择和支持的。什么是民心，这就是民心；什么是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人民的选择。靠了它，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土崩瓦解；有了它，千万辆推车就推出了一个人民的新中国。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正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才能汇聚民心、赢得民心，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求是》杂志记者 宗 言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我们党百年征程思想沉淀的经典名句。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东北野战军负责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同志发出一封电报。此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的节节胜利使得原来预计需要5年的解放战争进程大为缩短，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毛泽东同时又告诫：“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自进入1948年后，毛泽东一直在强调抓纪律建设。为什么在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如此强调加强纪律性呢？我们党和军队向来是以严格的纪律著称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党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三个重要转变，即战争形式由游击战转向正规战，工作由分散转向集中，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此时，由于党的干部队伍自身思想状况与新形势、新阶段的工作要求不相适应，党内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这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行为，其危害是严重的，最可怕的是把民心推向共产党的对立面，造成党背离民心和政治孤立。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毛泽东指出，进入1948年，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孤立起来。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正是站在这样的政治高度，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理论上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1948年，毛泽东下大气力抓党内军内纪律建设。建立报告制度，是毛泽东抓纪律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从1月至10月，为建立健全党内报告制度，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文件和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全党全军，包括《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等等。
图为1948年12月，《中国青年》复刊时发表的毛泽东为《中国青年》的题词。中央档案馆供图
毛泽东不仅亲自起草制定制度，而且花了很大气力亲自推动督促制度的落实。对于报告制度执行好的，提出表扬。1948年3月8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报告进入大别山后发生的“左”的错误问题，提出纠正错误的有关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称赞“非常之好”，并亲自起草转发批语，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不重视、不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行为，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责令改正。1948年1月7日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发出半年多后，林彪和东北局迟迟未向中央作综合报告，毛泽东几次去电对其严加督促和批评，直到8月13日东北局才给中央复电，强调了他们未作综合报告的原因。毛泽东对此复电很不满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两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的“敷衍态度”和“无纪律思想”，并指出所谓“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收到毛泽东措辞严厉的批评电后，林彪在15日当天即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1948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抓纪律建设，有力制止了党内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保证了党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不仅为争取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以后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多次引用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句话，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纪律不严，从严治党无从谈起。我们党百年征程团结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靠的就是铁的纪律保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需要靠铁的纪律保证，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以“赶考”的清醒始终牢记“两个务必”
《求是》杂志记者 高天鼎
滹沱河波光粼粼，柏坡岭满目葱绿，环抱起一个静谧的村庄——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这里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从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叙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进入北京以后，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贪图享受、生活腐化，建立的大顺政权仅仅存在短短的43天便灰飞烟灭。毛泽东读后感慨万千，当即把该文列为党内整风学习文件。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1949年初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历经千辛万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领导建设一个新中国。在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经得住胜利的考验，怎么避免重蹈由胜利到骄傲、由骄傲到腐败、由腐败到灭亡的历史覆辙，毛泽东高度警惕，并把它作为我们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迫切历史课题提到了全党面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全会结束十天后，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在全会上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为此，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是简陋的，简陋的会场里却诞生了不朽的思想。毛泽东的阐释如警钟、似重鼓，敲击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心灵，成为“跳出周期率”、“不当李自成”的济世良方，成为永恒的历史标记。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图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新华社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两个务必”。他说：“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越是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越是要保持高度历史清醒。正是始终保持着这份清醒，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京“赶考”后7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大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场大考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就是这场大考的继续。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牢记是为了更好出发。只有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领航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只有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始终同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不断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